时隔近六年，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街头再次发生执法致死事件，并引发大规模抗议活动。2026年1月7日，37岁的美国公民蕾恩·妮科尔·古德被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十大线上实盘配资ICE）工作人员射杀，事发地点距离2020年黑人男子乔治·弗洛伊德遭“跪颈”执法致死处仅1.6公里。
2020年5月25日，弗洛伊德遭白人警察跪压颈部近9分钟后死亡。
从“我无法呼吸”到“废除ICE”的呐喊，从“黑人的命也是命”到“为古德伸张正义”的标语，相似的场景反复上演，共同折射出一个在深层社会裂痕中持续内耗、难以自拔的美国。
CNN视频截图显示，遇害女子古德当时在与视频拍摄者即当事执法人员罗斯（未在画面中）交谈。图源：环球网
1.6公里间的暴力循环
1.6公里，标记了两个悲剧地点的物理距离，也标示了系统性暴力在美国社会结构中的循环路径。
弗洛伊德事件揭示了深植于美国社会土壤的种族主义。虽然涉事警察被定罪，但渗透于执法、住房、教育、医疗、就业等各个领域的结构性种族主义并未动摇。针对少数族裔的显性人身暴力与隐性制度暴力仍然广泛存在，种族平等的承诺在现实中依然遥远。
古德事件则发生于特朗普政府将移民议题高度安全化和政治化的背景之下。以移民执法为名的暴力在城市街头频繁出现，普通民众的生命安全被置于威胁之中，这进一步揭示了一个更为严峻的现实：在当前的美国，公民身份本身已不足以保障基本的安全与尊严。
这名三个孩子的母亲的照片被张贴在明尼阿波利斯的街道上，照片中她一头金发，面带微笑。照片上写着“被ICE谋杀”。 新华社发
在这一意义上，种族问题、移民问题只是这种暴力的集中指向和主要落点，其内核始终是资本主义制度框架内系统性、结构性的规训与压迫。
党争漩涡下的治理失灵
面对古德事件，美国政治体制并未展现出聚合民意、寻求改革的能力，反而陷入了高度极化的党争模式，凸显了其治理功能的严重失灵。
事件发生后，美国两党围绕事件定性、调查权限与责任归属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攻讦，上演了福山所言“否决政治”的标准剧本。
特朗普政府及共和党阵营迅速将古德描述为“职业煽动者”“暴力骚乱者”，强调执法人员的“正当防卫权”。民主党则谴责执法机构滥用暴力、过度执法，明尼阿波利斯市长强烈要求“ICE滚出明尼阿波利斯市”。两党关注的焦点并非如何改革执法体系、修复社会信任、防范未来风险，而是如何争夺话语主导权，元鼎证券配资平台收割短期的政治利益。在此过程中，悲剧被异化为政治符号，生命沦为党争的注脚。
1月7日，美国总统助手向特朗普及现场记者播放视频。图源：环球网援引美媒
这场“两种真相”的闹剧，是美国政治运行的一种典型图景，深刻暴露了美式党争民主在应对危机时的治理失灵。在高度极化的政治体制下，任何社会公共议题都难以得到务实、建设性的处理。政治精英们通过煽动种族、移民、枪支管制等议题来拉拢选民，实际上却是在资本裹挟下为资本的肆意扩张提供了便利，日益加剧了政治失序与经济失衡。
公共议题在党争漩涡中被工具化，公共讨论被阵营切割，制度改革被长期搁置。持续的对抗与僵局使社会矛盾不断累积、激化，最终滑向周期性爆发。
信任瓦解与共识消亡
从“弗洛伊德之死”到“古德之死”，每一次悲剧都在美国社会的信任根基上凿下更深的裂痕。
暴力执法行为的公开化首先侵蚀了公众对执法机构的信任。有实证研究表明，弗洛伊德事件发生后，美国部分城市的枪击事件报警率显著下降并持续处于低位，表明公众在公共安全问题上逐渐转向沉默和疏离。古德事件中联邦调查局主导调查并排除地方参与，进一步加深了公众对于调查公正性的疑虑。
随之而来的是公众对政治体制的信任危机和“美国梦”的破裂。2025年7月，一项由《华尔街日报》和芝加哥大学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开展的调查显示，在“美国梦是否仍可实现”问题上，公众表达了明显的悲观情绪。69%的受访者认为它“从未有过实现可能”或“曾经可能，但如今已难以为继”，这一比例创下近15年民调新高，意味着维系美国社会凝聚力的核心叙事正失去其感召力。
1月1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民众抗议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暴力执法。新华社发
这种信任危机还伴随着对社会现实和基本价值的认知对立，并固化为持久的社会撕裂，逐步瓦解共同体存续的共识基础。
“弗洛伊德之死”与“古德之死”构成了透视美国民主政治失能、治理体系失灵、社会共识消亡的一面棱镜。其给世界的警示在于：一种将暴力与压迫制度化、将政治博弈凌驾于人民福祉之上的模式，终究难以避免在持续的内耗中，耗尽自己的未来。
作者：刘子怡 中国人民大学纪检监察学院讲师、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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